荩旧时飞云渡北岸同利埠码头，建于明嘉靖元年（1522），具有客运和货运双重功能。

▲清嘉庆时的飞云渡，根据清嘉庆《瑞安县志》绘制。

▲清道光九年（1829），飞云渡北岸又增设了仙岩头码头，与原有的同利埠码头同时使用。

▲今飞云渡北岸客运码头。

▲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飞云渡北岸西门货运码头。

▲滔滔飞云江上，现仍能见到已作货运的旧时木制渡船。

　　1月2日下午，瑞安大桥（飞云江三桥）主桥顺利合龙。预计今年下半年，大桥整体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缓解飞云江两岸的通行压力，为居民往来开辟了新途径。

　　追溯古时，承载飞云江两岸人员、货物往来的唯有飞云渡。

　　千年古渡飞云渡位于飞云江下游，北岸是瑞安市区南门，南岸为飞云镇码道，自古以来是浙闽交通要津。

　　明代：渡夫亮牌行渡

　　北宋以前，飞云江南岸开发较晚，飞云渡旅客不多。南宋后，飞云江南岸逐步开发，渡口摆渡业开始兴起。生于宋元之交的林景熙在《飞云渡》诗中写道：“人烟荒县少，澹澹隔秋阴。帆影分南北，潮声变古今。断峰僧塔远，初日海门深。小立芦风起，乘槎动客心。”可见其时飞云渡较为荒凉。

　　元代后，飞云江南岸日益繁荣，飞云渡也繁忙起来。但是，飞云渡江程六七里，江宽流急，民间木船抗风浪能力差，事故时有发生。元延祐六年（1319），暴风覆舟，溺死多人。郡守赵凤仪祭江后，督造渡船10只，两岸对开，飞云渡的安全有所改观。到明弘治间（1488—1505），飞云渡尚有渡夫20名。当时，对每名旅客收取渡费铜板2—3枚。

　　明嘉靖元年（1522），飞云渡由民渡改为官渡。官府雇用渡夫，渡费收入用以渡夫工食钱及渡船修造，不足部分由官府补贴。后来，因倭寇骚扰等原因，官府补贴难以兑现，致使渡船年久失修，仅存4只。人多船少，加之管理不善，渡口拥挤不堪；渡夫为谋私利，常常停搁官船，以行私渡，每至中流，勒索船钱，名为“吊马悬蹄”，从而使交通阻滞、安全堪忧。县令刘畿为了恢复正常的交通秩序，复造渡船10只，编上号数，并将渡夫落实到各只船上，挂上写有渡夫姓名的木牌，便于监督。又聘请12名正直负责的耆民（年高有德之民），分置南北两岸，每人每月值班5天，专事稽查。又置小牌100面，每船10面，牌上填有船号，规定每日每船各来回10次，天明则行，黄昏则止。发船时，渡夫向值班耆民领取船牌，抵对岸时将船牌交对岸耆民收查，按照船号依次发船，以免混乱。到晚上，值班耆民即查牌计数，并登记入册。次早将小牌交头渡渡夫带缴对岸。如此依前收放稽查。满5日，耆民将簿送县衙查看。如发现渡夫勒索旅客，值班耆民陪同旅客呈报县衙，由县官对其枷号惩治。如耆民知情不报，连坐以罪。由于措施有力、切实可行，渡口的混乱局面很快好转。瑞安人林亭有《飞云渡》诗为证：“涨泥新甃路何赊，十里长堤涌白沙。病涉无诗歌苦叶，候津有客倚仙槎。拍岸怒潮春雨后，隔江疏树夕阳斜。汤汤不用愁天限，南北于今总一家。”

　　明后期，我国连年战争，政局混乱，财政匮乏，民不聊生。飞云渡因经费短缺，不得不中止官渡。天启六年（1626），县令沈龙跃刚到任，就听从当地父老陈嵩的建议，从捉襟见肘的县库中挤出经费恢复官渡，这样勉强维持了5年。后来不得已，他只好捐出自己的俸薪，又从十四都所收的埠租中，挤兑经费用以官渡。崇祯五年（1632），沈龙跃调离瑞安，继任的李灿箕继承前任的做法，终于把官渡坚持下来。

　　清代：官渡—义渡—民渡

　　官渡对于官府而言，毕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清康熙十六年（1677），官府决定将飞云渡由官渡改为义渡，免费渡客。陈克受倡募捐款，副将刘顺复捐俸，置渡船38只。后因经费难以为继，康熙十九年复民渡，渡费每人铜板3—5枚。如江面遇风，渡费增至银角子1枚（值铜板10枚）。二十四年，知县范永盛扩建渡口，增置渡船。清雍正时，黄清微、陈舜重建义渡，置渡船7只。雍正九年（1731），天王寺僧宗义捐寺田100亩，又募田30亩，除交税外，租田收入买渡船27只，加上对原有渡船折朽修损，共成义渡船40只，分泊南北两岸。并议定每船定额载30人，载货1担算1人，每人收渡费1文（即铜板1枚），作为渡夫工食钱。乾隆四年（1739），经浙闽总督郝玉麟的批准，官府拨涂田330亩，归义渡公用，其田租收入用于渡船的修造。至此，飞云渡的日常费用得到保证，义渡运转正常。乾隆十年，恢复民渡，渡费同康熙十九年。同年，僧人云岩募款修建南岸码道，改块石为条石，使飞云渡面貌一新。当时浙江学政陆舜欣喜地吟道：“百尺飞云渡，晴飞满渡去。沧桑四时变，闽越一江分。海色阴还见，边声静不闻。莫言春汛年，潮算正殷勤。”

　　但是，法久生弊。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由于飞云渡的管理有所放松，渡船年久失修，渡夫为谋私利常常超载，渡客为争先时常拥挤，终于酿成大祸。这年夏六月，“江豚夜吼沧波底，长江骇浪如山起，伤哉数十同舟人，一时都作波中鬼！”（余国鼎《云江覆舟自叹》）痛定思痛，嘉庆十二年（1807）秋至十三年夏，知县谭正坤、张德标相继捐俸，绅耆李锦澜等集资扩建飞云渡北岸码道（今同利埠码道）。稍后，码道东迁至今南门大码道。道光十二年（1832），因当地驻军常常借用渡船应差，令飞云渡不堪重负，僧人大川向闽浙总督程祖洛、浙江巡抚富呢扬阿请求免除上述杂差，经督、抚同意，由温州府勒石永禁，大大减轻了飞云渡的负担，使之重新保持正常运转。著名学者俞樾在《自福州还杭过瑞安》中赞叹：“飞云渡口水茫茫，历历风帆海外樯。江面乱流行十里，依稀风景似钱塘。”

　　光绪十五年（1889），知县杨文斌重建飞云渡码道，并勒石禁止他人侵占该渡仙岩头船坞。此时又发生渡夫勒索旅客，渡费高至银角子1—2枚的事件。三十一年八月，瑞安吴之翰倡创义渡改良会，整顿章程，加强管理，免收渡费，同时将南岸码道拓宽，并新建北岸待渡亭，飞云渡秩序井然。当时待渡亭中有联：“少住为佳看南浦飞云西山雨巷 请君快渡趁一帆风正两岸潮平”对仗工整，颇有趣味。

　　民国：两个鸡蛋作渡费

　　1915年，项湘藻等人创办的瑞安通济轮船公司将永瑞河轮引用于飞云渡，称之轮渡，从而结束了飞云渡千年木船摆渡的历史，开创了动力摆渡的新纪元。当时渡费每人铜板3枚。1923年，渡费每人铜板4枚。1929年，由地方政府拨款改建北岸大码道，修筑南岸码头及飞云亭。1935年，渡费增至每人铜板6枚。1940年6月至1943年，飞云渡南北岸码道、飞云亭及其周边多次遭受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满目疮痍，渡运也时断时续。抗战胜利后，由瑞安县公产整理委员会拨款修复。1945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因币值暴贬，渡费改收每人鸡蛋1—2个，从而出现了飞云渡历史上鲜有的采用实物收费的奇特景象。

　　新中国：千年古渡换新颜

　　新中国建立后，飞云渡获得新生。1952年10月1日，招商局轮船公司温州公司和瑞安通济轮船公司经营飞云渡。1958年10月，瑞安轮船公司成立。其时轮渡和船渡并航，后专航轮渡。渡轮初为机轮拖驳船，1978年钢质渡轮投入营运。此后多次改建和扩建南北岸码道、引桥、候船室、售票处、仓库，并添置渡轮。至1985年，飞云渡3艘客轮对开，每5分钟1班，日渡旅客3—4万人，比上世纪50年代增长30倍。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渡费也由50年代的每人3分逐步提高至8分。到1986年，飞云渡已拥有钢质渡轮6艘，码头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480平方米，为瑞安港区最大的客运码头。1989年，飞云江大桥通车后，飞云渡渡客有所减少。1993年至2007年，飞云渡日渡人数始终维持在2.8万人左右，渡费逐步提高到5角。如今，这个千年古渡正焕发青春，为当地全面实现小康水平再立新功。

　　本文图片由俞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