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进瑞中时常听周围的人以“乡下人”称呼城关镇以外的同学，一时觉得颇为自卑，后来是忿忿不平，再后来就想“你们拽什么拽，你们上头不还有温州压着嘛”（现在想想这种心理还真有点病态），再再后来去上海时发现比之城关人，“阿拉上海人”那副德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以后的一段时间便对中国的城市，包括瑞安和其他的，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是莘塍人。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瑞安应包括城关镇、莘塍镇等很多镇的，但因为市人民政府驻在城关镇，于是人们直呼其为瑞安。城关人的优越感大概即源于此。最近看到这么段话：“在上海的1600万常住民中能享有与上海这个发达城市相匹配的文化素质及收入的人大约只有30%（或许更少），其余的40%或许收入不差，但社会地位及文化素质却较不相符，剩下的30%的收入及文化素质都与上海的城市地位极不相符。”“70%的上海人仰仗着30%的素质较高的人而瞧不起外地人。”我想这段话对城关人同样适用。我有一次在市中心体育馆排队检票时无意碰到一小孩，我说了对不起，他的母亲还是当众骂了句极难听的话。我无心，但我确实记得那位妇女穿的制服大概就是邮电局的或者是银行的，这不能不说是悲哀，大家应该共享这种悲哀。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城市除了香港，居民素质普遍不高，这可能与法制建设起步较晚有关，但我想更多的是缺少人文关怀。在北京去西单图书馆的公交车上，售票员硬是把一个老乞丐撵下车，谁看了忍心呀，车上硬是没一个人眨一下眼。

　　城关镇以前应该是个城池什么的，有护城河，河上悬着块板儿，连接城内城外用的，守成的呢，是个小将军。资料记载：“瑞安始于三国吴，称罗阳县，晋称安固县，唐代改名为瑞安县……”这样算来约摸有千把年长了。市区内也确有条河，叫环城河，城关人昵称之为“母亲河”。90年代前，这条河是清澈的。据些老人回忆，那时侯水是用来淘米洗菜洗衣服的，夏天到河里游泳时竟会有鱼从身边游过，这实在是不小的乐趣。“母亲河”近些年发黑发臭，前些日子政府花了700多万给洗了一遍，说值呢。

　　城关镇有东南西北四个门，估计北门这地方是以前放吊桥的。南门西门挨得近。这儿先前热闹着，现在就萧条了。南门我只去过两次，靠着飞云江，窄窄的街道边蹲着小贩，摆着菜摊，一些番薯、白菜就地躺着，刮下的鱼鳞、掏出的鱼内脏和着东一堆西一堆的垃圾，参差不齐的老平房之间挤着“吱嘎吱嘎”作响的老牛车。西门也一样，住的人不多，挨飞云江越发近了。某种程度上，这有一点点像北京的老城区。但同为“老城区”，一旦非要改造或拆迁，那悲伤和无奈的档次却定然不同。西们、南们的人们确乎是渴求拆迁的，对他们而言拆迁应该是近乎喜的悲哀，抑或就是件喜儿。只恐首都的老城区改造未必如此的纯粹。悠长狭细的胡同、规矩别致的四合院、虾米皮熬白菜粥、小酱萝卜、臭豆腐……是取还是舍？总感觉北京不如上海放得开。毕竟是两座不同的城市。北京，只源于那是一座太明朗、太古韵的城，承载的、沉淀的太多了，以致于每一座大厦拔起，每一次时尚的潮流都仿佛触了她敏感又纤细的神经。北京人本该有些尴尬的。前些天偶尔进入一个叫“oldbejing（老北京）”的网站，里面满是有关“胡同”、“京味”、“京片子”……或许老北京预感到了什么而试图去保留什么。

　　不知道是文化拖累了北京，还是北京拖累了文化。我为这种想法感到可笑。很早以前，我是很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北京保留了更多的近代以前的历史。虽然南京一样，杭州一样，西安也一样。但是，南京过于虚弱，无论“六朝金粉”或者“蒋氏府邸”都是短命王朝；杭州太小家子气；西安又太老气。只有北京才是大气。我很喜欢读郁达夫《故都的秋》。此前我以为北京应称作北京城的，到这时才觉得只一个“故都”便意境全出，感动莫名。不过到现在，如果撤开行政意义上的定位，我真不知道称她为北京市还是北京城。相对于北京，上海自由得像鸟，如果撤开行政意义上的定位，你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上海。至于香港与上海，同是中西方文化多年互动的成果，展示的效果却有颇多不同。按照李欧梵先生的意思，上海的都市文化尚未到“世故”的程度，但一种文化氛围却已具雏形。而香港的文化记忆却近乎是空白，中环也好，庙街也好，兰桂坊也好，肯定是少了些什么的。因而香港人不时问自己“上海什么时候超越香港”，颇有点越坠落越快乐之感。有人说“上海人文化但不文明，香港人文明但不文化”，我是极赞同的。

　　扯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是文化底蕴撑着城市走下去的，我这么认为，固执地。我一直认为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没有底蕴的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就仿佛一叶孤舟，飘飘荡荡，停不了岸。广州是物质的，是一片文化沙漠，有人这么说的。

　　瑞安的文化资产是有的。像元代的高则诚，清末的孙诒让。高则诚，他的一部《琵琶记》足以奠定他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在瑞安人的记忆中却是淡漠且模糊的。孙诒让是清末一代朴学大师，瑞这出个名人真的不容易，咱不比绍兴。可大部分人对孙大师的了解却只限于玉海楼——孙诒让的藏书阁。几年前，孙诒上学术国际研讨会在瑞安召开过，宣传的甚为寥寥，闹了一阵子又静了。后来换来一块“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的招牌，背着虹桥南路这条商业街孤寂地伫立在玉海楼前的环城河里。玉海楼座落在公园路的尽头，就像普通的人家。这条街的名字通俗得已无法让人发思古之幽情，而这名字的由来是因为玉海楼曾被一分为二，其中一半成了公园——也许这恰恰符合了孙大师的本意，他所倡导的普及民众教育，已让瑞安人民足足受惠一百余年。公园路两旁是黑瓦白墙的两三层的旧瓦房，深秋雨后随意踱踱自是一番风味。有老人带着老花镜穿着针孔，有锁匠先生细细地操打钥匙，有大妈炸着煎饼。偶尔一两片梧桐叶从眉梢飘落，偶尔传来响亮的车铃声，偶尔驻足于玉海楼前看古色古香的屋檐滑落的水珠，偶尔咂摸一下这宁静祥和的味道……本来玉海楼座落在公园路是很合适的，可是最近左边拔起座“瑞安大厦”，右边拔起座“海华大厦”，刚好盖住了藏书阁上方的四角天空，这多少残忍得有点像两个黑社会的杀手把一个年迈的老人逼得走投无路。

　　网络兴起后，街头巷尾很快有了一大打网吧，公园路也难逃厄运。像当年的超市。当年这里没有超市，最早开了一家叫“南大超市”，后来“五洲超市”“银城超市”“美加乐超市”什么都蹦出来了。我只是遗憾这儿没有象样的图书馆、展览厅，没有外文刊物和港台刊物，没有上档次的电视台，甚至连买一盒正版的磁带都困难。文化姿讯贫瘠如斯者让人痛心啊！瑞安的饮食文化也有，基本上唯温州是瞻。最早温州开了家叫“云天楼”的卖炸鸡，后来出现了“McDonald”分店，以后瑞安便陆续有了什么“特奇炸鸡”“多美丽”。“永和豆浆大王”出现后，有的店干脆既卖烧饼又卖汉堡，吃着拉面又吃薯条，喝着豆浆又喝可乐，让人哭笑不得。或许本土人想用传统的本土文化来诠释外来文化，却感觉力不从心，结果是两种文化同归于尽。在这点上，上海却能自如地用流行来诠释经典，用时尚来解说传统。上海的确是国际化的现在大都市，就像是China town里的古玩在异国他乡也熠熠发光。

　　温州这段时间好象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前些天听“瓯江夜话”节目时，一位农民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文明，天天听他就是不懂，是不是多几座大厦多几条大街就是了。听了觉得挺实在，也挺沉重。政府似乎还有意在用文化资源发展自身，这个想法当然很好，名字也很中听，曰“瓯越文化”。我以前以为温州这块地上，文化的脉动是日趋微弱了，不想弥留之际又被抢救过来。虽嫌功利色彩太浓了，却也颇感欣慰。

　　还是最喜欢去公园路走走，对我而言，这始终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路上长着青苔，雨天走路虽容易摔跤却有几分浪漫，雨后凉风送来丝丝凉意。经过玉海楼时，不经意地想起汪曾祺说过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北京的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蛤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文化的传承在不同的地区也会有惊人的相似与感应，恐怕玉海楼也一样。再往前走，很快传来了虹桥南路的喧哗，越过河中静伫的“浙江省历史文化古城”的招牌。